



我叫司晶。2011年11月2日骨科脊椎矫形组仉建国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在我身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因术后躺着打字非常艰难和痛苦,这封信花费了几个月才完成。作为协和千千万万患者中的一员,我有责任让更多人了解协和极富人文情怀、鲜为人知的一面。这远比精湛的医术更令人钦佩和折服!
真有人敢接我这个“标”
出生九个月时,我患上了脊髓灰白质炎,几乎周身瘫痪。一生经历了几十次大小手术。二十五年前,我做过两次脊柱矫形大手术。因肌肉全瘫,手术逐渐失去了效力,脊柱又弯了。体内存留了三根钢棍和断裂的钢丝,工作生活非常痛苦。四处求医的答复是,“病太重,再做风险太大,效果不会好。”
到协和初诊时,我有幸遇到了骨科关节组专家林进教授。他耐心细致地了解了我的病情后,客观分析了手术治疗的可行性、危险性以及可能达到的效果,热情答应帮我找脊柱组专家会诊,并组织全科大查房讨论。他说了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病太重了,看看协和有没有人敢接您这个标吧。”不久他告诉我:“有医生接您这个标,他叫仉建国。”在这里,我先向林进主任表示深深的谢意!
因事业等缘故一拖就是三年。脊椎弯曲逐渐引发各种身体不适:胃被挤压得不能进食;心脏病加重;肺部受挤压呼吸困难,夜里常憋醒,似乎随时都有窒息的可能。不止一个医生告诉过我:一旦出现合并症、心力衰竭,就有生命危险。我等于挣扎在生死边界线上……
这时我再次从医界一位朋友那里听到了仉建国这个名字。后来我在一篇采访仉教授的文章里看到了他说过的一句话,“我最大的心愿和志向就是与全体业界同仁一致努力,让占全人类1%的脊柱侧凸患者,昂起头、直起腰,享受从未有过的健康、幸福、自尊和快乐。”只有把解除患者疾苦当作信仰的医生,才可能生发出这样崇高的职业情怀!一个医生只有具备纯正的仁心,才可能达到高超的医术;也只有一流的医院,才可能培养出一流的医生。我一定要走进协和找到仉教授。若能如愿,此生无憾!
就在我为挂号一筹莫展的时候,脊柱组王升儒大夫给了我帮助,我终于见到了仉建国教授。
看过X光片并了解了我的痛苦,他说,“可以做手术。”我高兴极了,马上问,“体内原来的钢棍能取出来吗?”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这是奢望。之前有医生说,“风险太大,不可能取出来。”没想到,仉教授竟然很有把握地说,“可以。”得寸进尺的我想知道术后能坚持几年。“一辈子。”我惊喜得难以言表!仉教授说,“手术可能需要九个多小时。”回头想想,那会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九个多小时啊!
我相信世界不是一片漆黑
仉教授建议,“尽量早点做吧,拖的时间越长对你越不利……”周围好多人善意提醒,“赶紧设法送红包,否则会拖着不让你住院。”“这么有名的医生,价码一定非常高,给少了看不上眼,对你没好处。”我始终认为:不管是红包,还是好处费,别名都叫“贿赂”。这种见不得光的行为不仅是对医生的不信任和亵渎,更是对自己做人原则的违背。我的观点显然要遭到质疑:“司晶,你太幼稚,根本不了解社会……”说实话,没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去冒险。当你的生命和原则发生冲突时,这种对“原则”的坚守毕竟不是一种洒脱的好感受。
没想到,很快我被通知住院了!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干净的好医生让我充满了敬意和信心!协和这所有着厚重人文底蕴和博爱精神的医院,现今矗立在中国医界的宝塔尖上,当之无愧!
手术难度和风险超出预想
有位骨科专家曾感慨,“司晶是凭毅力‘堆’起来的,以她的条件根本不能坐着,只能躺着。”经过前两次大手术,我的右侧胯骨已被割去一些,脊柱结构全乱套了。更为难的是,我的下肢感觉神经良好,但经过前两次打击,它们早已脆弱得不堪一击了。这次手术相当于在“废墟”上重建。我最怕大小便失禁,这对于瘫痪病人来说,是比死还可怕的灭顶之灾!
随着住院检查不断深入,手术难度和危险性超出了仉教授及其团队的预想,他们的压力不断升级。身为患者的我不断向医生表达我的决心和信心。医生的人格素质最直接地影响着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而患者的信任也最直接作用于医生解除患者病痛的勇气和信心。
为避免造成截瘫,医院决定给我做一次腰椎穿刺脊髓造影。因前两次手术植骨,我的骨头板结了,穿刺时可能会很疼。仉教授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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